還珠樓主家世考述

李永明

 在中國近當代文學史上，還珠樓主是一位集前代之大成、開后世之風氣的武俠文學大宗師。還珠樓主的文學創作及其成就，實受家庭的巨大影響。一則還珠樓主的人文素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學淵源。還珠樓主在作品中時常流露出對個人才具的自信，往往根植于文化世家的出身背景。再則還珠樓主與孫經洵的婚姻所引起的風波和遭遇的挫折，從某種意義上也成為還珠樓主發憤寫作的潛在動力。

 本文依據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江南《孫氏族譜》、歷代《長壽縣志》、《長壽無量錄》、《明實錄》、《清實錄》、還珠樓主作品、天津檔案館檔案、長壽政協文史叢書等文獻，結合對還珠樓主及孫仲山后人、族人的多次訪談，擬對還珠樓主的家世，做出輪廓式梳理，為研究者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一、還珠樓主之家族背景

 還珠樓主之李氏家族，歷來是四川省長壽縣(今重慶市長壽區)的大姓。根據入川始祖不同和后來的繁衍分支，長壽李姓分為傅河、晏家、石安、洪湖、鳳嶺街等多個祠堂。還珠樓主，屬于長壽鳳嶺街李家祠堂這一支。

 鳳嶺街，明清時期叫小市街，位于長壽老城鳳山的脊嶺之上，是由長壽河街碼頭向北通往墊江、梁平等地必經的主干道，街道由寬闊的石板路和兩邊的商鋪民居構成。長壽的大戶人家李氏、余氏、韓氏、傅氏、雷氏、孫氏等，都集中居住在鳳嶺街一帶。清嘉慶七年(1802年)，因防備川楚白蓮教，筑城垣于鳳山之上，長壽縣署從河街遷移到位于鳳嶺街附近的新署街，于是鳳嶺街變得更加熱鬧起來。

 其中，李氏家族在鳳嶺街上占據的風水寶地，后來成為李家祠堂。明朝成化年間(1464—1487年)，還珠樓主的入川五世祖李晳，開始在當時的小市街(后來的鳳嶺街)購置臨街宅基地而構屋居住，這就是長壽鳳嶺街李氏的起源。到明末清初之際，由于家族的繁榮興盛，李家祠堂發展成四個大院子、四個大朝門、兩座高樓、臨街房屋五十四間的盛大格局，整個家族擁有全縣七十二個村莊的田產。因長壽傅氏始祖為李氏入川始祖之一李文彬入贅，李傅實為一家，故鳳嶺街李家祠堂與傅家祠堂比鄰而居，大門分置，后門直通。

 長壽鳳嶺街李家祠堂，即今重慶市長壽區第一實驗小學校，緊鄰老縣城的北門口，南面坎下是著名的林莊壩子，屬于長壽的學區。到清末民初之際，李家祠堂的格局有了一定調整。面向鳳嶺街，有一石朝門，是李家祠堂的大門。大門進去，是一條寬2米、長約20米的石板路，路的兩邊是花園，栽有桂花、紫薇等名貴樹木，路的盡頭，是左右回廊，上有頂篷，可以遮陽躲雨，回廊左右行約20米，又分別向兩邊轉折，套著若干院子和房屋，并依憑地形，呈高低錯落之勢。李家祠堂分為左右兩個大院子，左為孝友堂，右為忠恕堂。忠恕堂，就是還珠樓主的出生地。

 還珠樓主曾經自述，幼年習書，經常到洗墨池中洗筆。很早以來，長壽鳳嶺街李家祠堂大門口街道對面，有一方用青石箍成的長方形水池，名叫洗墨池。洗墨池南北走向，順街而立，高約1米多，長約5米，寬約3米，青石厚度約合0.4米，外立面石紋精細考究，池內常年盛水，且有浮萍。洗墨池旁邊有一個小亭子，有石碑，豎書“進士及第”四字大字。還珠樓主祖父逝世分家時，洗墨池也分給了還珠樓主一房，并作為幼年還珠樓主練習書法洗筆之用。解放以后，洗墨池更名為太平缸，寓示著太平盛世的到來，大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拆除。關于洗墨池，一般讀者多知其有洗滌墨汁之用。其實，洗墨池還與還珠樓主祖先、明朝名臣李秀春支持彈劾嚴嵩的事情有關。據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載，因嚴嵩倒臺，李秀春“不用掃營洗墨池，示不再草彈章”檢舉抗疏。故洗墨池，是長壽鳳嶺街李氏不畏權貴、伸張正義的象征。

 明清以來，長壽鳳嶺街李氏祠堂的族人，每到清明時節，都要組織祭祀祖先，掃墓之后，就在李家祠堂聚集會餐，稱為清明會。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上世紀四十年代，李家祠堂的孝友堂是長壽縣李氏同宗自治會的會址，并于1941年2月辟出一部分房屋用于興辦長壽最早的公立醫院長壽縣衛生院，成為今天重慶市長壽區人民醫院的前身。解放初，李家祠堂改為長壽縣城關第一小學校(即后來的重慶市長壽區第一實驗小學校)的校舍，房屋結構保持原樣，只是功能有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因校舍就地改建，原有房屋全部被拆除。現僅存原有的部分圍墻和一口飲用水井。李家祠堂的壯觀，已經不復存在，每每讓人感到惋惜。不過，位于李家祠堂鳳嶺街坎下的林莊學堂舊址，是還珠樓主曾祖父李彬然之兄李郁然的舊宅，這個建成于晚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的老院子，完全是按照鳳嶺街李家祠堂的規制修建的，至今從中可見當年李家祠堂的風貌。

 環珠樓主的青少年時代，主要是在長壽李家祠堂度過的。對于生他養他的故鄉，環珠樓主始終懷著濃濃的情愫。鳳嶺街，林莊口，李家祠堂，洗墨池，忠恕堂，對于這些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還珠樓主是十分惦念的。1928年到天津后，還珠樓主自行將善基改名壽民，取“長壽縣中一小民”之意，飽含著對家鄉的無限眷念之情。《蜀山劍俠傳》第十五回突然寫到“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老家“四川重慶府長壽縣”，贊揚“這長壽縣中，有一口長壽井，井泉非常甘冽。縣中因得當地民風淳厚，享高年的人居多。”還珠樓主走南闖北，始終是一口地地道道的長壽話，且對老家始終牽掛著。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一位在北京報界任編輯的老鄉回長壽老家，還珠樓主就特意委托他把長子李觀承帶上，讓李觀承回長壽老家看一看。李觀承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從重慶坐輪船回到長壽，在河街碼頭下船，然后爬三倒拐回到城內鳳嶺街李家祠堂的情景，并記得李家祖產洗墨池的準確位置。據還珠樓主幼子李觀洪回憶，還珠樓主臨近逝世前，曾經躺在病床上無限感嘆：“看來，長壽我是回不去了!”

 長壽鳳嶺街李氏的起源時間，最早可以追述到唐朝初年。族姓的來源，歷來有三種說法。一說始于唐初名將徐世勣。徐世勣(594—669年)，字懋功，曹州離狐(今山東省菏澤市東明縣東南)人。因戰功卓著，唐高祖李淵賜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名為李勣，封英國公，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一說始于唐太宗第七子蔣王李惲(620—674年)。一說始于唐太宗九子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明末清初以來，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言及族姓來源，皆持第一種說法。還珠樓主生前曾經告訴子女，自己最早的祖先是受唐高祖賜姓的英國公徐世勣，即李勣。后兩種說法，主要是后來受湖北麻城不同意見的影響，在鳳嶺街《李氏族譜》中雖可聊備一說，但不大為人所接受。

 到了南宋末期之理宗淳祐壬寅年(1242年)，唐英國公李勣后裔、宋樞密副使李奎之第八子李政(生于宋寧宗嘉定丙子年，即1216年)，化名季八，人稱季八公，參軍有戰功，封為驃騎將軍，奉旨提兵從江西南昌鎮守湖北麻城，于是在此落籍，成為長壽鳳嶺街李氏的麻城始祖。

 明朝洪武初年，季八公后裔李文質，與兄文彬、弟文昭，從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林家店入四川省樂溫縣(后改長壽縣)長江之南的千佛場廖家灣落籍，是為鳳嶺街李氏之長壽始祖。據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竹崖公墓表》載，李文質“洪武初年，與兄文彬、弟文昭徙蜀樂溫，因家焉。后改長壽縣，系籍龍市里”。明朝正式認定樂溫縣更名為長壽縣，時間為洪武六年(1373年)。據此，則李文質入川落籍長壽的時間，應該在洪武元年至六年(1368—1373年)之間。

 考李文質之所以從湖北麻城不遠千里，入川定居，實與當時政治環境有關。元末紅巾軍起義，其中一支湖北人徐壽輝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在蘄州路、黃州路起義。當時的麻城，恰好處于徐壽輝的地盤黃州，由于起義軍與元軍交戰激烈，當地百姓紛紛外逃避禍。而長江下游的安徽、江西等地，也是紅巾軍與元兵的戰場，因此大批難民遷往四川盆地。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徐壽輝部將隋州人明玉珍攻下四川，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重慶稱帝，國號大夏，許多湖北人投奔明玉珍而來。明初，朱元璋攻滅勢力強大的陳友諒部，對陳友諒部所在地的湖北人大開殺戒。于是，明氏政權下的四川，更成為湖北難民的樂園。顯然，明初湖北的戰亂饑荒和四川的安寧富足，是李文質兄弟三人逃鄂入川的大背景。

 明末農民起義，張獻忠屠川，全川震恐。張獻忠死后，余部與清軍混戰于重慶。清初，云南王吳三桂發動三藩之亂，叛軍曾經攻占川東地區。面對頻繁的戰亂，許多世家大族被迫舉族外逃川南黔北或者渝東南武陵山區躲避。長壽鳳嶺街李氏也在逃難之列，許多人被迫客死他鄉。等到戰亂平息回歸長壽之時，故園已成廢墟，家族人口銳減，圖籍蕩然無存，整個家族遭受巨大損失。隨著康熙以來第二次“湖廣填川”，四川經濟恢復，長壽鳳嶺街李氏得以重續興隆之運。有清一代，鳳嶺街李氏歷官不過四品，而多通儒達士，且人丁異常興旺。

二、還珠樓主之家學淵源

長壽鳳嶺街李氏家族，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大家族，這對還珠樓主無疑具有重大影響。

 明朝282年間，長壽進士人數為渝東地區第一;清朝268年間，長壽進士人數僅次于涪陵，居渝東地區第二。明清兩朝540多年間，長壽進士總數為52人，其中李姓獨占11席，占五分之一強，大約每50年出一個進士，遠遠高于他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11名李姓進士，全是鳳嶺街李家祠堂的子弟。明朝末期，李士震的五個兒子，全中科舉，長子李長庚、次子李庚齊，皆中進士，三子李聯云為貢士，四子李開先和五子李瑞鶴皆為舉人。李士震弟弟李士昌之子李芳聯，中崇禎辛未科進士。族人李城，康熙丙子歲進士;李為棟，乾隆丙辰科進士;李作梅，乾隆庚戌科進士;李貞元，嘉慶壬戌科進士。清朝后期，鳳嶺街李氏“然”字輩的就有李莒(嘉慶辛未科)、李郁然、李彬然、李滋然(光緒己丑科，康有為與梁啟超之師)四名進士，其中李郁然、李彬然乃親兄弟，李彬然即還珠樓主之曾祖父。至于明清兩朝的貢士、舉人、秀才之類，李姓人家就更多了。在現存康熙五十三年、道光年間、光緒元年、民國十七年、民國三十三年等五部長壽舊縣志中，前兩部分別由還珠樓主的入川九世祖李開先、曾祖父李彬然任主修，第三部由縣長張永熙主修、還珠樓主伯父李光益協纂，第四部由還珠樓主族人李鼎禧主修，只有最后一部由外地人主修，足見這個家族學問之廣受尊重，在長壽當地堪稱首屈一指。

 進入民國以后，李家依然人才群起。1925年8月，李一鄂以林莊學堂為據點，秘密成立中共長壽(臨時)黨組織(有稱臨時黨支部)，成為重慶市最早的中共黨組織。考李一鄂，原名李維基，生于1901年，父親李光椿，祖父李培庸，曾祖父李郁然，即還珠樓主曾祖父李彬然之親兄，則李一鄂即還珠樓主的堂兄。族人李培玉，生五子光輝、光耀、光表、光宣、光遠，人人皆任要職，其中李光耀為解放前長壽李氏同宗自治會之會長，李光遠為抗日空軍英雄，少將軍銜。

 中國古代的世家大族，特別注重文化的傳承和子女的教育，致力于培養經邦濟世之才。長壽鳳嶺街李氏家族，是一個典型的詩禮傳家的文化世家。入川始祖李文質，以教授為生。六世祖李秀春，任明朝嘉靖年間國子監助教。還珠樓主曾祖李彬然，曾任四川兩個最高學府錦江書院、東川書院山長，相當于校長。李家祖輩出任教諭之職者，為數不少。將此教育之方法，用于家族子弟之教育，是李家人才群起的重要因素。

對于李家人才蔚起的原因，《李家族譜》錄有還珠樓主入川九世祖李開先這樣一段總結：

 吾家書聲不斷者，三百馀年矣。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入學無謝師之束脩，行文有家傳之捷訣，占此便宜，皆他家所難得者。故昔日子孫遵先祖之志，人人奮厲，日日潛修，以故科名迭出，極盛一時。自兵火后，子弟雖有讀書之名，而無下帷之實，悠悠忽忽，虛度年華，可惜甚矣。今后急宜謝絕一切，閉戶潛心，將前輩名稿、名墨時文、四書經旨，一一體會，暇則古文詩賦、醫卜地理皆當留心。久則自有一段悅心之處浸入肝脾，雖欲舍之而不忍舍者，否則心與理疏，讀覺無味，上之何以承先，下之何以啟后乎?且深于義理，則談論風流，不致粗鄙，文詞蘊藉，取重鄉邦，取科第如拾芥，非大言也。

 這段敘述，十分自信，與還珠樓主自述家世時的口氣如出一轍，可見，李家世代對特有的家學傳統一直是引為自豪的。

 還珠樓主的家學，從內容上看，無非是小學打基礎，然后經史子集、古文詩賦、醫卜地理之類，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對經學的重視，應該是李家的傳統，特別是《周易》、《詩經》、《禮記》等書，李氏祖輩經常提到，且多有相關著述。《周易》是六經之首，久為李家所傳承，至今李家祖輩尚有多本易學研究專著流播于世。《詩經》，是文學之必讀書，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足見其重要。《禮記》是政治、思想、法制之大成，是修身齊家、經邦治國的總匯，正如孔子所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是，李氏家學傳統中，真正最有特色的，卻是“他家所難得”的“家傳之捷訣”。

那么，還珠樓主家族“家傳之捷訣”到底是什么呢?綜合分析，蓋有四端。

 一是教學之道。還珠樓主入川六世祖李秀春，因弘揚義理與經世結合的蘇湖教法，受到明朝嘉靖皇帝的嘉獎。所謂蘇湖教法，是北宋理學先驅、大教育家胡瑗(993—1059年)在蘇州、湖州二地辦學時的一種教學方法，提倡經世致用，經義時務并重，設“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學習研究經學，治事齋則學習經濟、科技、軍事等實用知識，每人既有主修(相當于現在的大學分專業)，又有兼修。李秀春將這套“明體達用”的教學方法用于自家子弟，頗見奇效，尤其是三個曾孫李長庚、李庚齊、李聯芳皆為崇禎時進士，另一曾孫李開先成為四川文化名人。中國過去讀書講究義理、考據、辭章，李秀春的教學之道，則增加了經世一項，因為有“致天下之治”的教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故對子弟有德、智、體、樂的全面要求，且實行分科教學，務使學業精進，知行合一。

 二是切磋之術。明末李家在祠堂家族學堂中成立了際盛、匯征兩會，由家族有學養之長輩主持，以家族子弟為主，吸收外族世家子弟，聯合成立學術研討小組，對于教學中的重要問題和參加科考的技巧進行反復切磋，“朝夕淬厲，期收大器”。一次鄉試中，兩會考中者達十人之多，而李家獨占五席。

 三是作文之方。李家特別注重作文技法，并作為“家傳之捷訣”列為家訓世代相傳。還珠樓主入川八世祖崐崍公李士震，總結出間架、脈理、意致、局陣、料當等“行文五則”：“間架者，文之規矩也。如屋有兩層、三層，有五柱、七柱之類。脈理者，文之血脈也。氣血不貫，文無次第，縱有錦繡詞華，亦是無頭緒。意致者，文之想頭也。枝上生枝，葉上生葉，要如花中之蕊，層層是瓣，方為有味之文。局陣者，文之陣勢也。或前后呼應關鎖，或中間起伏頓跌，布局成陣，奇偉可觀。文章變幻，妙不可言。料當者，文之色澤也。如木匠之選木料，畫工之取彩色，務須齊整鮮潔，庶可壯觀。不然，則如貧家延客，調和不佳，何以膾炙人口。”李士震強調，這是“教子之初學為文者。知此，則大體既立，次第精深，入學登科，應手取效”。李家其他祖輩，也有作文技法的總結傳承，這在鳳嶺街《李氏族譜》中多有記載。

 四是督學之法。李家對子弟道德學養，歷來有嚴格之考核。除了日常嚴格督促之外，“每年清明于拜掃祖墓時，闔族俱集于六世祖之墓，瞻拜祭畢，傳宣家訓，分別品行，考察學業”。當場應對明敏者，即于祖墓前給予獎勵;不能應對者，則舉爵酌酒，以示愧意。不能應對者，如果心存違拗，不聽尊長教育，“則跪罰以恥之”。

 還珠樓主在寫作上，無疑繼承了“家傳之捷訣”。1934年還珠樓主在《答少選先生》一函中曾有這樣的表述：“不佞少涉世塵，學殖荒落，偶因山水登臨，屬詞比事，類皆淺陋粗疏，隨手棄去。代人酬應，事非由心，更為傖鄙，勉強湊成，即付屬者，腦中從不再留痕滓。縱有一二兒時窗課，因得父師教改，差可入目者。”還珠樓主少承家學，主要就是受父親李光乾的直接教誨。《俠女夜明珠》第一回記述李善“三歲未滿，便授以《詩經》，九歲便讀完《十三經》，通曉史鑒，一時江南有神童之譽”;第二回記述李元甫過問李善功課，隨由袖中取出一卷文課，笑道：“我兒本月文章頗有進境，這是我昨日所披，并還出了一個題目，你歇息片時，可往內書房仔細揣摩，將文做好，明早我還要看呢。”這些記述，實為還珠樓主童年時按受父親“家傳之捷訣”教誨的回憶錄。知此，則還珠樓主之五歲吟詩成文,九歲作五千言之《“一”字論》而獲神童之譽，成年后相繼入幕胡景翼、傅作義、宋哲元等顯赫人物，在京劇藝術上與尚小云合作而多有創獲，最終“開小說界千古未有之奇觀”，成為中國武俠文學大宗師，確有受其家學傳統影響之緣故。

三、還珠樓主之祖輩行實

 還珠樓主家族，自明初從湖北麻城孝感鄉入川落籍長壽后，詩禮傳家，累世簪纓，繁衍為長壽第一望族。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對李氏入川以來各大房的源流，皆有詳細記載，為梳理還珠樓主先輩的世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現以此為基礎，參考有關史料，對還珠樓主祖輩的行實做出考述。

 一世祖李文質，為長壽鳳嶺街李氏入川始祖。李文質為李士寬第六子，原為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林家店人。老家原配陳氏，生子李柬、李梅。明朝洪武初年離鄂入川，定居長壽江南廖家壩，娶廖氏，生子李志善。李文質是庠生出身，也就是秀才，遷入長壽后，一直“以教授為業”。李文質卒后，葬于長壽江南之肖家石盤，墓地毗鄰長壽八景之一“龍寨秋月”，依山傍水，花木叢生，柯交葉茂，環境秀麗。清光緒十年(1884年)，閩浙按察布政司使李坦親筆撰文，鐫刻墓碑。解放前，每逢春節和清明，李氏宗祠各房均派代表到墓前祭祀。墓地因重慶鋼鐵公司遷建占用，故遷至龍橋寨堡頂黃井灣與黃桷堡之間半山處，有碑記。

二世祖李志善，李文質獨子，仍居長壽江南廖家壩。庠生出身，仍以教授為業。娶田氏，生子李清。

 三世祖李清，李志善獨子，遷居長壽江北之三洞溝，李家后人稱清祖。宣德四年己酉(1429年)科舉人，任陜西漢中府鳳縣教諭，相當于縣教育局長兼縣學校長。娶周氏，生二子：李功棐、李功崇。

 四世祖李功棐，字翁之，李清長子。庠生出身。娶非為本家族之李氏為妻，生子五：李皜、李皚、李皗、李皙、李芳。

 五世祖李皙，字皛山，李功棐第四子。庠生出身。娶楊氏，生子五：李秀陽、李秀欽、李秀春、李秀奇、李秀東。李晳是長壽鳳嶺街李氏宗祠分支之祖。

 六世祖李秀春，字元甫，號竹崖，李皙第三子。娶妻四房，生子六：李之胤、李之祚、李之續、李之繼、李之承、李之嗣。抱養一子名李之本。僅李之胤、李之祚、李之承三房有嗣，是為長壽鳳嶺街李氏三大房之起源。

 李秀春，是長壽鳳嶺街李氏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還珠樓主家族人才輩出的第一個標志。生于弘治戊午年(1498年)五月十三日，幼抱奇氣，不樂群兒嬉戲，壯知砥礪，奮志于學，淹通經籍，嘉靖四年乙酉(1525年)科舉人。次年，授南直隸滁州全椒縣教諭，效仿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蘇州、湖州辦學時“明體達用”的蘇湖規范，按照“經義”和“治事”分齋教學。嘉靖十年辛卯(1531年)，任陜西西安府潼關縣教諭，因教學卓異，巡撫交薦，升北京國子監助教，“以分教庶士有師道”，深受國子監祭酒器重，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月受到皇帝“學充行謹，才敏識優”的嘉許。同年，遷山西道監察御史，以繩愆激揚為己任，尋奉命提禁獄兼巡東北城池。后奉敕巡察居庸、紫荊、倒馬三關，振肅紀綱，嚴明賞罰，以清文武吏治，邊事賴以整飭。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監管浙江、福建、山東、山西、廣西、貴州七道，捻京城七十二衙。尋奉差巡按河南。時權相嚴嵩父子秉政，勢甚赫奕。進士出身、有錦衣衛經歷的官員沈練(1507—1557年)，以十罪彈劾嚴嵩，被處以杖刑，謫發居庸關守邊。李秀春抗疏爭救，為沈練伸不白之冤，有“陛下不斬嚴嵩之頭以謝天下，寧斬臣之頭以謝嚴嵩”之語，一時直聲轟動都下，旋被左遷閩之侯官尉。后改授陜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屯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任云南按察司事。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晉萬壽表，諸貴不協，坐謗罷歸，從此優游桑梓。隆慶丁卯(1567年)九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壽七十。

 七世祖李之胤，字次崖，李秀春長子。參加科舉考試達十一次之多，七十三歲時成為貢生。生平篤志好學，尤長于大戴《禮記》。年九十，猶于燈下作細字，取胡麻一粒，上書“龍樓鳳閣”四字，鉤畫犁然，眾皆驚異，時人稱贊“風翻薤葉書千卷，墨曬松枝紙數篇。海內老叟稱國瑞，床頭簪笏羨家聲”。精神目力之強，時稱“人中仙”。年九十一，無疾而終，崇祀鄉賢。娶陳氏，為崇禎兵部尚書陳新甲姑母，生四子：李士震、李士杰、李士昌、李士標。

八世祖李士震，字昆崍，李之胤長子。娶華氏，生五子：李長庚，李庚齊，李聯云，李開先，李瑞鶴。

 李士震，是長壽鳳嶺街李氏第二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還珠樓主家族在明朝時期達于極盛的標志。萬歷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科舉人。歷任湖廣辰州府麻陽縣知縣，升云南嵩明州知州，左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升廣西桂林府義寧縣知縣，調繁(調任政務繁劇的州縣)補廣東韶州府翁源縣知縣。為官廉明正直，公庭無訟，慈愛惠愷，視民猶子，久受稱頌。因忤樞要，拂袖歸隱，教子孫嚴而有法，惟以修德讀書為事，致子孫科甲蟬聯，家聲鴻著。晚年隨長子李長庚赴于四川按察司僉事任上，于崇禎三年(1630年)因不屈服于亂軍而遇難。

 對于長壽鳳嶺街李氏而言，李士震最大的貢獻在于五子登科：五個兒子都登科立宦。長子李長庚，庠生出身，天啟四年甲子(1624年)科舉人。崇禎元年戊辰(1628年)科會試進士第二名。任江西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江西饒州府德興縣知縣，后掛冠而歸。筑獨居亭，吟詠其中，有“蒔花種竹惟我意，紆青拖紫付兒曹”之句。復起補敘州府安邊同知，升按察司僉事，與父李士震同時遇難于任上。次子李庚齊，庠生出身，廷試特賜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年)科進士。任陜西平涼府涇州知州，升江西瑞州府同知，升授戶部員外郎，不就，四川總督楊喬然提授本省監法道，不就。三子李聯云，庠生出身，選拔貢士，任四川省順慶府鄰水縣知縣，改授墊江縣知縣。四子李開先，庠生出身，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年)科舉人。五子李瑞鶴，庠生出身，與兄開先同中崇禎十二年己卯科舉人。任貴州平越府黃州學政，升湖廣長沙府攸縣知縣，貴州安順府推官，平越府推官。

 九世祖李開先，字傳一，李士震第四子。娶張氏，生四子：李徵儔、李衡儔、李德儔、李衍儔。繼娶羅氏，生子李微儔、李循儔。長子李徵儔，貢生，任黔江縣知縣。

 李開先是長壽鳳嶺街李氏極有影響的著名人物，為四川五十位文化名人之一。生于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四歲時，隨父任就讀于湖南辰州之麻陽，受到湖南學政器重。回歸長壽，當地縣官皆許以國士，目為人中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與其弟李瑞鶴同時中舉人后，于崇禎十六年(1643年)明朝臨近崩潰覆亡之際，前往南明王朝據守的南京謀職，—路上見山河破碎，便無心仕途，遂沿蘇州、錢塘訪問先賢遺蹤，繞道回川。

 清初，李開先隱居四川彭水的羅村，終日以詩酒自娛，不再談論官事。原為張獻忠部將、后已降清的孫可望仰慕他的才學，多次引薦他入仕做官，許以大昌道，為清廷效力，但他出于對明朝的忠誠，婉言拒絕。四川總督李國英聽說李開先的才名，檄令郁山鎮總兵秦篤明以禮致之，命人用官車將其護送回重慶，并多次請他出仕為官，李開先著黃冠以行，婉拒多次不成，竟不辭而歸。直到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總督李國英還在請他出山做官，李開先仍以“先人靈墓在長，不容不歸”為辭相拒，遂從彭水回到老家長壽。

 從此，李開先隱居長壽，潛心鉆研學問，直至93歲時辭世。李開先人格氣節上講求忠孝，淡泊名利，寧靜致遠，—生致力于鉆研學問，學識淵博，涉獵廣泛。凡經、史、子、集、天文、地理、卜算等，無不知曉。其著述頗豐，有《自祭文》、《訓誡文》、《居表禮儀》、《禮記勝金講章》、《讀易辯疑》、《讀史評》、《臥游記》、《羅村歲時記》、《王海新編》、《思齊錄》、《盤餐錄》、《天臺山房集》、《詩文廣記》等著作行世，被李國英稱為“東川文獻”，當時的知名學者曾王孫、陸榮登分別以“日月爭光”、“文峰千仞”的匾額相贈。晚年主持修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出版之《長壽縣志》，所撰《長壽八景詩》膾炙人口，至今廣為流傳。

 十世祖李衡儔，字稚圭，李開先次子。廩生，初治《詩經》，后治《禮記》，長于辭章。曾隨父母外出避難，后回長壽教授為業。因拒絕接受叛軍擁戴而被害，享年僅三十歲。時人評價“不負三百載忠孝傳家，可樹千百年綱常正氣”。娶黃氏，生二子：李世奇、李世章。長子李世奇，字伯常，貢生，因子任職山東、云南，誥贈中憲大夫。因孫子李希賢(李世奇之子)任山東省東昌府館陶縣知縣，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山東沂州府知府，任云南迤西道，誥贈中憲大夫。

 十一世祖李世章，字公遂，號季良，李衡儔次子。少孤，由祖父李開先撫養成人，庠生，赍志早逝。誥封中憲大夫。娶李氏，生三子：李希騫、李希密、李希容。

 十二世祖李希騫，字閔如，李世章長子。庠生出身。娶陳氏，繼娶楊氏，生四子：李心潛、李心涵、李心廣、李心悅。

 十三世祖李心潛，字順齋，李希騫長子。廩生，乾隆十五年乙卯(1750年)科舉人。娶葉氏，生一子能詩。繼娶鄭氏，生四子：李能誥、李能諤、李能詔、李能誦。

 十四世祖李能詩，字志軒，李心潛長子。廩生，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年)恩科舉人。娶周氏，生一子仲白。因李仲白任河南省汝陽縣知縣，敕贈文林郎。又以孫李郁然任廣東省陽山縣知縣，誥贈奉直大夫。又以孫彬然任刑部山西司主事，誥贈奉政大夫。

 高祖李仲白，字月峰，李能詩獨子。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恩科副榜，歷任河南沈邱、西平、羅山、舞陽、息縣、汝陽等縣知縣，升信陽州知州，所至有政聲。因親老告歸終養，不復出。卒年七十六。娶黃氏，生二子：李郁然、李彬然。長子李郁然，字晴圃，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科順天鄉試舉人，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恩科進士，歷任廣東陽山、饒平等縣知縣，乙酉(1825年)科鄉試同考官。后丁母艱歸，年四十四卒。娶王氏，生四子，長次俱早卒，培迪、培庸有嗣。

 曾祖李彬然，字彥林，號蔭圃，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順天鄉試舉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科進士，欽點刑部山西司主事。勅授奉直大夫，從五品。道光庚寅年(1830年)至道光壬辰年(1832年)，出任成都錦江書院(四川大學前身)山長，撰有勉勵學子的楹聯“百行首彝倫，孝友無虧，須使初心如赤子;六經崇實學，文章有價，自然平步入青云”。后任重慶東川書院(創建于清乾隆二十三年，是上下川東最享盛譽的書院)山長。清道光間(1843—1850年)主修《長壽縣志》五卷。娶楊氏，生一子李培本。

祖父李培本，字立生，一直在成都做官，住宅位于鹽道街。例贈修職郎。娶周氏，生二子：李光益、李光乾。

四、還珠樓主之父李光乾

 還珠樓主的父親李光乾，字元甫，李培本次子，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年)科舉人。此后曾經游宦西南諸省，并在江蘇任了些差缺，但具體情況已經不詳。清宣統年間(1909—1911年)，曾任江蘇巡撫重慶云陽人程德全的衙門文案和丹陽縣奔牛鎮厘捐局長，這與程德全貧窮潦倒之時，李光乾曾經施與援手有關。入民國后，曾任江蘇省六合縣知事，不到半年時間，即逝世于任上。

李光乾的逝世，是還珠樓主北上京津謀求發展的轉折點，由此開啟了還珠樓主成為武俠小說大宗師的歷史。

 還珠樓主于父親逝世之后，匆匆北上，實由于李光乾生前的安排。李光乾雖為官于江南，但人脈資源主要在北京，既有親人，又有故舊。

 李光乾與兄長李光益，感情向來甚篤，李光益無疑也是還珠樓主的依靠之一，而李光益及其家人當時正好居住在天津。反觀當時南京的家，由于父親逝世，家中少了依靠，且大家庭正面臨分家的矛盾，也不適宜久留。故還珠樓主之北上，乃出于前途之考慮。

但對于李光乾逝世的時間，說法多有歧義，頗有辨析之必要。

 關于李光乾的逝世時間，當前流行1914年之說。據李觀賢、李觀鼎姐弟的回憶，“父親十二歲那年，祖父去世了”，則李光乾逝世時間當為1914年。周清霖先生之《還珠樓主李壽民先生年表》，一度亦持此說。但從有關史實看，這個說法，還有待商榷。據還珠樓主長子李觀承回憶，其祖父李光乾逝世于民國五年(1916年)。同一史實，還珠樓主子女之間記述竟然完全不同。

還珠樓主的《征輪俠影》，論者斷為自傳體小說，許多敘述皆有所本，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光復以后，程雪樓不久辭職，隱居滬上。光甫閑了兩年，家況日窘，仗著寫得一筆好字，名滿江南，每年只得兩千元收入，手散好交，又喜收藏，仍不敷用。最后無法，考取了縣知事，仍在江蘇候補，兼著賣字生涯。總算江蘇省長齊耀琳頗念年誼，先委了些短差，最后委署六合縣知事，到任未滿一年，便病故在六合任上。

 文中的光甫，乃合李光乾之名與字而成，實指其父李光乾。由這段記述可知，辛亥革命后，程德全不久辭職，李光乾賦閑兩年，賣字維持生計，家用入不敷出，于是考取知縣，一邊候補，一邊賣字，一邊接受齊耀琳委任的短差，最后才當上了六合縣知事。考齊耀琳任江蘇省長的時間，是1916年6月至1920年9月。據此，則李光乾出任六合縣知事并逝世于任上，不應在1916年之前。《征輪俠影》第二回載“元蓀自從十五歲隨父親南京候補”，則1917年李光乾還在江蘇候補知縣，等待時機補缺。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還珠樓主在《還珠樓叢談》中自稱：“珠兒時隨先君宦游大江南北，弱冠椿庭棄養，橐筆北游”。弱冠，是古代男子二十歲的稱謂，后作為男子二十左右的泛稱。椿庭，指父親。棄養，父母逝世的婉詞。而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還珠樓主在《京塵影事》一文中寫道：“民九，余饑軀北游，供職內務部”。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還珠樓主在《國民第三軍始末述略》中又云：“仆自民九重游春明，沉浮郎署”。這里的“民九”，指民國九年，即1920年。供職內務部是還珠樓主北行之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且當年冬天曾發生還珠樓主英雄救美的逸事，兩篇文章，同提“民九”，故這個時間應該非常可信。從《征輪俠影》開篇周元蓀五月初乘坐火車北上的敘述看，李光乾的逝世時間應該在1920年5月之前。

 《蜀山劍俠傳》第十五回講到齊漱溟“到十九歲上，雙親便相繼去世。”《征輪俠影》第二回記述“這時元蓀年只十九，已考入蘇州天賜莊東吳大學預科，才升第二年級，便因父病請假往省，不滿兩月便遭父喪”。這似乎可以看成還珠樓主對自己年僅十九“椿庭棄養”的自然流露。不過，1920年還珠樓主實際年齡為十八歲，十九歲應當指的是虛歲，因還珠樓主老家過去一直有稱虛歲的習慣。

 據《征輪俠影》第二回，周元蓀北上之前幾天，友人張凌滄還在約周元蓀外出玩耍，“元蓀父喪才滿周年，守著舊家規矩，除二三小友偶然來往清談外，只在家中讀書，兼學一點自己心愛的武功，尚未往酒食熱鬧場中去過。”從中折射出還珠樓主曾經為父親守周年之喪。據此，則李光乾的逝世時間又似乎應該在1919年5月前后。

 據中華書局1991年出版之《六合縣志》記載，從1914年1月起，擔任六合縣知事者依次為童佐良、唐我圻、鄭耀烈、徐鮑吾、李光乾、張表、金彭年、劉瀛濤、馬祖培等人。其中，鄭耀烈從1915年7月始任，并主持編修《民國六合縣續志稿》，于1919年12月出版。徐鮑吾，1921年任過知事，具體時限不詳。緊隨其后接任的就是李光乾。按照這個記載，則李光乾的逝世時間又好像應該在1921年下半年。不過，《六合縣志》記載李光乾之后任知事者還有張表、金彭年、劉瀛濤、馬祖培，并標明馬祖培任六合縣知事的時間是1921年，且記載李光乾為“浙江人”。由此可見，《六合縣志》關于李光時的基本情況和任職時間排名是有待商榷的。

 綜合還珠樓主“弱冠椿庭棄養”、“民九余饑軀北游”、“仆自民九重游春明”、“十九歲上雙親便相繼去世”、“這時元蓀年只十九”、“元蓀父喪才滿周年”等自述，則李光乾的逝世時間，斷不可定為1914年，而應確定為1919年初，還珠樓主應該是在父喪周年之后才北上京津謀職的。(據徐國楨還珠樓主論，十七歲父親逝世，十九歲當公務員)

李光乾的卒年既明，出生年代又如何呢?根據現有材料推算，其出生時間當在1850年前后。

 《蜀山劍俠傳》十五回記述齊漱溟“父母直到晚年才生漱溟，小時便有異稟，所以愈加得著雙親的鐘愛”。《征輪俠影》第二回記述了“元蓀聰明好學，最受父母鐘愛，自十二歲起便隨父宦游各地”。顯然，這都是還珠樓主對父親晚年得子喜悅心情的表露。

 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年)科舉人，這是李光乾的一個重要經歷，也是推斷其出生年代的重要證據。而另一可靠材料顯示，李光乾之兄李光益之子李丕基，出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則李光乾的出生時間至少應該比李丕基早十五年以上。從李光乾長輩年齡看，曾祖父李仲白，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恩科副榜，出生時間大約在1770年前后。祖父李彬然，為李仲白次子，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順天鄉試舉人，出生時間大約在1795年前后。父親李培本，是李彬然獨子，出生時間大約在1820年前后。李光乾作為李培本次子，將其出生年代定于1850年前后，應該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李光乾與周家懿的結合，并非李光乾的第一次婚姻，這個問題似未引起人們的注意。

 還珠樓主的母親周家懿，《李氏族譜》只字未提，僅能根據還珠樓主本人和子女的回憶，知道其大概情況。周家懿出生于仕宦家庭，頗具學養，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來得。據還珠樓主子女回憶，他們的祖母周家懿應該是四川綿陽人，有一個姐姐，叫周家熙。周家懿大約1932年逝世，終年七十余歲。還珠樓主《自家一頁》稱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顧以母喪未除，彼此均無長物，僅恃微俸，未能遽行婚禮”，說明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還珠樓主舉行婚禮前，母親已經逝世。還珠樓主民國二十年(1934年)《國民第三軍始末述略》曾經自述：“自老母見背，狀益潦倒，志事弗應，意更慵懶”。據此，周家懿逝世的時間應該在1931年。

 還珠樓主在《俠女夜明珠》記述李善出生情形時，曾經這樣敘述：“原來李母周夫人，乃李元甫繼室，是個才女，三十多歲始有喜兆，時正隨夫宦浙，因丁外艱，帶孕回轉川東故鄉，到十四個月上方得臨盆。”這個記述，折射出還珠樓主母親可能是繼室的事實。還珠樓主在《征輪俠影》第二回記述，周元蓀母親“過門時，前房子女多已長大”。周元蓀父親逝世時，長兄周厚成早已畢業于江蘇法政學堂，且周厚成的兒子年齡比周元蓀的四弟祥基長一歲，同在一個學堂上學。周元蓀還有一個二姐名瑞華，出嫁到北京的時間大概在1910年之前，年齡已經三十歲。這個記述，則折射出李光乾第一次婚姻至少有兩個孩子，即還珠樓主的長兄和二姐，且比還珠樓主年長20余歲。據還珠樓主長子李觀承先生回憶，還珠樓主確有一個姐姐住在北京，不過兩人來往不多。

 考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明確記載李光乾“字元甫，培本次子，妣何氏，生四子：善基、祥基、守基、和基。”善基、祥基、守基，皆為周家懿所生。據還珠樓主幼子李觀洪先生回憶，其八叔李祥基解放后曾經談到過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的主修者族叔李光耀，由此可見解放前還珠樓主兄弟與李家祠堂的老家還保持著聯系，故李光耀在編修《李氏族譜》時，能夠準確地將還珠樓主三兄弟的名字列入。和基，當為何氏所生，即《征輪俠影》中“周厚成”的原型，“和”與“厚”義近，“基”與“成”有關，這也符合還珠樓主《征輪俠影》的起名規則。何氏，顯系李光乾原配，家族內記憶深刻，斷然不會出錯。周家懿本川西人，在長壽生活時間不長，家族內知情者不多，故未將其系于李光乾名下。李光乾母親姓周，歷來四川地區有將娘家內侄女許配給兒子的傳統，也許，周家懿與李光乾結合，與李光乾母親周氏的引薦有關。

 關于李光乾的記載，除了長壽鳳嶺街《李氏族譜》外，民國十七年和三十三年《長壽縣志》，均記載李光乾為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年)科舉人，而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卷十五錄有族人李鐘璜(字渭侯，長壽縣稱沱鄉人，清明經科進士)《辛亥書懷寄元甫弟光乾》詩四首，其中一首曰：

苔岑契合兩無痕，花滿春城酒滿尊。

溷俗泥途傲軒冕，照人肝膽薄昆侖。

輸君筮仕三吳遠，笑我棲遲一劍存。

差喜桐江風月美，客星巖隱未堪論。

 此詩三四兩句，對李光乾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傲視權貴的襟度和俠肝義膽的為人，大加贊賞。這與還珠樓主《征輪俠影》第二回“光緒末年，程雪樓任江蘇巡撫，與光甫以前原是朋友，最佩服他人品學問”的記述，如出一轍。

 李光乾長于書法，還珠樓主的書法實受其沾溉。現今國內書畫拍賣市場上，還時常可見李光乾的書法作品，有立軸、楹聯、扇面等。

 其中一幅立軸行書收藏于長壽，錄蘇軾《題歐陽帖》：“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為世所寶,不特筆畫之工也。”內容是贊美歐陽修書法的。

 除了父親李光乾外，對于還珠樓主而言，伯父李光益及其子孫，也很有了解之必要。因為，李光益、李光乾兄弟感情素篤，在李培本逝世之前，一直沒有分家。《征輪俠影》第二回周元蓀的母親曾說：“你伯伯和大房里的大哥侄子又在天津，怎么也不致無所依歸。”這折射出李光益一家，也是還珠樓主的依靠。

 李光益，字吉甫，出生時間大約在1850年之前，廩生出身，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拔貢。初任內閣中書，后赴浙江，先后任金華、蘭溪、烏程、天臺等縣縣令。光緒元年(1875年)，任《長壽縣志》協纂;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天臺縣令任上主持編修《天臺縣志》，不一年而停。宣統二年(1910年)，曾在紹興府任職，據蔡元培為胡道南撰寫的傳記材料記載，秋瑾被捕殺，李光益曾與紹興知府貴福一道參與其中。

 李光益夫人為徐氏，所生諸子早逝，僅存一子李隆基。因與唐明皇重名，改為李丕基，字紹文，又字紹聞，生于1870年，卒于1933年。據《清光緒實錄》，李丕基曾捐任山西大寧縣知縣，因虧款延繳，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被革職，并勒追欠款。進入民國后，曾任山西介休縣知縣。娶妻徐氏，生三子：惟鈞，儀鈞，玉鈞。后來分別改名李大鈞、李大儀、李大為。

 李惟鈞，后名李大鈞，字鵬程，出生于1890年之前，民國二年(1913年)曾任江蘇省初級審判長，兼理青浦縣事。據柳亞子《南社紀略》載，“李大鈞，字鵬程，四川長壽人”，是南社早期成員之一。后來，出任北洋政府法制局編譯員，國務院辦事員，營口榷運分局局長。曾經在孫仲山的鴻豐煤礦擔任經理之職。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曾在老家長壽縣城新市場口開設廣東強體西藥房，兼營骨外科診療業務，為長壽開展骨外科業務之首。據李觀承介紹，李鵬程娶了三房太太，晚年居于上海，五十年代末病逝，活了七十多歲。女兒李兆芝，小名二丫，還有一個女兒小四乖，至今應該健在。李儀鈞，后名大儀，字昆圖，當作鯤途，李丕基二子，生平不詳。李玉鈞，李丕基三子，后名大為，情況不詳。

 還珠樓主小名小七子，后來常用壽七、老七、阿七、七等筆名。《蜀山劍俠傳》中的峨嵋派掌教齊漱溟，實為“七壽民”之諧音。這是由于按照舊時傳統，祖父李培本健在時，光益、光乾兄弟沒有分家，故兩家人的兒子拉通排名。光益一家，只存李丕基，但生的兒子不止一個。光乾一家，還珠樓主前面還有一個大哥李和基。還珠樓主小七子之名，實際上表明他是李培本的第七個孫子。作為老七，還珠樓主與老大李丕基之間，相差達32歲。

五、還珠樓主之岳父孫仲山

 談還珠樓主家世，不可不談及其岳父孫仲山。盡管，還珠樓主與孫經洵的婚姻，曾經遭到孫仲山的激烈反對，翁婿之間關系一直微妙，但孫仲山一家，對還珠樓主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

 孫仲山，本名原輔，后名鴻猷，字仲山，大清光緒三年夏歷四月初四(1877年5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重慶府長壽縣千佛鄉新場村之孫家灣，1950年5月7日病逝于天津，享年74歲。

 孫仲山年方十六，赴重慶永興隆號當學徒，后繼承岳父的懋遷砂糖，二十歲左右與人合創正興隆號并擔任經理。后來，孫仲山攜帶10吊制錢闖到天津，加盟鈞記大米莊。由于代銷機制面粉和經營大米，孫仲山賺得白銀30余萬兩。孫仲山向四川老家匯去白銀10萬兩，廣置土地房產，從此成為長壽縣的巨富。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孫仲山由詹事府供事考取議敘縣丞。不到一年，被保舉成為候補知縣，很快被時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相中，于是委派他辦理“順直賑捐”。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孫仲山南下江蘇候補知縣，從此，孫仲山的政商才能得以充分展示。現存于天津檔案館的孫仲山自撰簡歷，有這樣一段記述：

 光緒三十一年，辦理兩淮鹽捐出力，保升知府。參贊各國商約事務得力，奏報以道員，仍留原省補用。三十三年，奉旨調福建辦理洋務，整理茶木稅捐出力，奏保軍機處存記，遇缺即放。三十四年，奏調民政部丞參上行走。宣統元年，奏派福建駐京賑捐局總辦。二年，奉旨為江皖賑務公所正提調。三年，奉旨為四川宣慰使兼辦團練事宜。民國元年，總辦直隸省高線鐵路。三年，密保以巡按使存記。四年，保舉人才，以道尹存記，特交內務部任用。又以財政專長，以財政廳長關監督，交政事堂存記。五年，為大總統府顧問。六年，任命四川賑務會辦。七年，創辦大中銀行，選舉為總經理。八年，聘任農商部顧問、幣制局顧問。十年，聘任鹽務署顧問、兩湖巡閱使公署顧問、湖北省長公署顧問。十一年，創辦京兆全蜀鴻豐礦務公司，聘任國務院顧問。十二年，組織豫泰(太)公司，包辦長蘆鹽務運銷河南商淮岸五縣。十三年，聘任四川督軍公署顧問、省長公署顧問。十六年，聘任財政部高等顧問、稅務處高等顧問、八國庚款委員會副委員長。十九年，組織汝襄公司，承辦長蘆鹽務運銷河南襄城岸八縣汝光岸十四縣。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當時，四川局面混亂不堪，與北京完全失去聯系。當年12月31日，孫仲山奉特旨密任四川宣慰使，回川籌辦團練事宜。船到宜昌，引起當地水警懷疑，船上人員全部被捕，等待時機斬首。經過袁世凱斡旋，民國元年(1912年)2月，孫仲山終于獲得自由。

 從此，孫仲山不再志游宦海，轉而重操舊業，泛舟商海。1912年秋天，休整了半年之久的孫仲山，開始了他回歸實業之后的第一個項目：接辦高線鐵路。未及數月，營業驟盛，獲得巨額利潤。后受人逼迫，于1914年以低價出讓高線經營權。此后，又經營鹽業和煤礦。

 創辦大中銀行，是孫仲山作為銀行家的重要標志。1919年7月21日，大中銀行在重慶開業，因力圖擴充北方營業，孫仲山被推舉為北京大中銀行總經理，很快成為整個銀行的總經理。三十年代初，除了保留上海、天津、哈爾濱三分行外，又增加了北平、長沙、漢口三個分行，并發行鈔票。抗日戰爭期間，身處淪陷區的大中銀行業務急轉直下，急劇萎縮。1947年1月24日，大中銀行在上海再次進行增資改組，改為大中商業銀行。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孫仲山重新收回大中銀行。1950年5月，大中銀行停業清理，孫仲山結束了自己的金融生涯。《中國十銀行家》一書收錄的《一百銀行家小傳》，曾為孫仲山列傳。

 清理巨額關稅，是孫仲山理財生涯中的得意之作。當時張作霖的北洋政府，財政異常困難。經過孫仲山的分析協調，清理出長達60年的海關船頭稅，總稅務司幾天之內“簽付支票關銀四百馀萬兩”。很快又清理出海關歷年藏而未露的稅款，數額達一千多萬兩。因此，國庫陡然增收達二千余萬，安然度過財政危機。

熱愛慈善公益和文化事業，是孫仲山的一大特點。

 抗日戰爭期間，孫仲山與天津工商界一道，出資籌辦多個難民收容所。許多會館、教堂、戲園、茶園、祠堂、學校、旅店、寺廟、東宣講所等公共場所及部分民宅，很快都被辟為臨時收容所，為難民提供食宿保障和醫療服務。

 民國初期，孫仲山帶頭捐資，對北京白衣庵和臥佛寺進行修復。傅增湘晚年編輯《宋代蜀文輯存》一書，孫仲山慷慨解囊，讓這一煌煌巨著得以印成流布。唐朝新羅高僧義寂編著的《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中國早已不傳，而被孫仲山輾轉收藏，民國十一年(1922年)一月，孫仲山將此書捐贈北京刻經處刻印流傳。《新民報》籌備北平分社，孫仲山慷慨資助，提供辦公用房和辦公物資，并作為《新民報》北平分社的投資人之一。

孫仲山對老家長壽的慈善公益和文化事業更是熱心有加。

 清朝末年，孫仲山曾經兩次入川采購大米，運往江南賑災。每次運糧船隊從重慶沿著長江水道經過長壽時，孫仲山都會命令船隊在長壽江邊停靠，招呼鄉親們前去領取糧食。

 1909年，孫仲山奔喪回籍，守孝兩年零三個月，“居禮之余，捐資十余萬金，補助重慶商業學校，創辦長壽男女學校暨義倉、醫院、公園等處，修筑道路、橋梁、義渡、善堂及救生船等項，冬令施棉衣設粥廠。”

 孫仲山在長壽的善舉，最為人們所稱道的是開辦仲山藥房。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孫仲山囑托家人，在城內自己的住家崇德堂門口開辦了一家仲山藥房。孫仲山特意延請當地很有名望的兩位醫生坐診。仲山藥房收費便宜，價格明顯低于其它藥房。如果是窮苦農民看病、吃藥，則一律不收錢。

 孫仲山為家鄉做的大好事，最具社會價值且有長遠影響者，首推桃花溪電站的投資興建。1936年，王紹吉從上海運回從英國古柏公司進口的機器設備，由于資金緊缺，被迫停工。孫仲山果斷投資5000元大洋入股，安裝工程得以順利進行。1937年冬，安裝完成，成為長壽第一座水電廠。1958年3月5日，周恩來總理到長壽視察，還特別問起“桃花溪電站還在不在”。

孫仲山之所以活躍于政商兩界，如魚得水，左右逢源，與他善于結交天下英豪密不可分。

 孫仲山棄商從政后，有兩位重要的指導老師，一是惲毓鼎，一是那桐。惲毓鼎(1862—1917年)，字澄齋，河北大興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擔任晚清宮廷史官達十九年之久。那桐(1856—192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清末光緒、宣統年間先后充任戶部尚書、外務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

 對孫仲山的政治生涯乃至后來興辦實業均有重大影響的，還有四位伯樂，分別是袁世凱、端方、盛宣懷、松壽。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相中孫仲山，委派辦理順直賑捐事務，民國前后力薦孫仲山任四川宣慰使和山西巡按使。端方任江蘇巡撫時，孫仲山改革賑捐辦法，快速募集捐款，解救江南巨浸，備受端方器重。盛宣懷1905年10月和1906年5月，在上海主持中德、中意商務談判，孫仲山以隨員身份出席，盛宣懷“識君于稠人廣坐之中，以大器相期”，并于1908年奏獎孫仲山二品銜道員。松壽任閩浙總督時，延請孫仲山赴閩會辦財政局兼榷茶木兩稅，特奏派孫仲山為駐京總辦福建賑捐，贊賞孫仲山“才堪大用”，上奏推薦，朝廷“骎將簡畀重任。”

 孫仲山廣交朋友，早已為人所稱道。涂鳳書在《長壽孫仲山先生六秩壽序》中稱贊其性格“豪邁，尚任俠，好結客，高朋廣坐，盡達官貴人及一時知名之士。”如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九世班禪、李準、江朝宗、吳景濂、鈕傳善、謝廷麒、龔心湛、李思浩、潘復、張英華、陸宗輿、曹汝霖、董士恩、冷家驥、何其鞏、徐佛蘇、吳鼎昌、熊正瑗、尹扶一、寧恩承、陳廷杰、楊庶堪、何鍵、何成濬、徐源泉、劉驥、但懋辛、熊克武、劉湘、王陵基、楊森、吳毓麟、梁鴻志、齊燮元、齊耀琳、張瀾、蒲殿堂、鮮英、傅增湘、譚小培、葉龍章等清末和北洋時期的風云人物，涵蓋政、商、軍、文各界，都在孫仲山的交際圈內。

 孫仲山重視文化生活。信佛，家有佛堂，掛佛珠，念佛經，印佛書，交高僧，受佛教慈悲博愛的思想影響至深。一生有三大愛好：喝茶、養花、聽戲。孫仲山是京劇迷，老生喜歡譚富英(譚元壽的父親，唱老生戲)，旦角喜歡新艷秋(程硯秋私淑弟子，青衣特別好)。孫仲山重視傳統文化，喜歡結交文人，如傅增湘、涂鳳書、楊鐘羲等，皆當世著名學者。孫仲山為人的信條與曹操剛好相反：“寧人負我，我不負人。”

 孫仲山育有十九個子女。長女孫經蘭，曾與鄧小平老師汪云松長子汪日賢(彥甫)訂婚，快到婚嫁年齡時，因肺結核逝世。二女孫經洵，字少蘭，與姐孫經蘭同為殷氏母親所生，后為還珠樓主夫人。三女孫經儀，初與鈕先銘結婚，南京淪陷，聞丈夫逝世，改嫁其丈夫戰友賴光大，后鈕先銘生還，故事由張恨水寫入小說《大江東去》，鈕、賴，均為國民黨中將。四子孫經濤，曾在大中銀行做事，后到甘肅落戶。五子孫經綸，字次山，先后留學日本、法國，回國后先從軍，再進入大中銀行，曾任天津大中銀行經理，解放后當工人，以語言幽默著稱。六女孫經華，著名京劇票友，曾在上海大中銀行工作。七子孫經武，早年入聾啞學校，后在大中銀行當會計，曾經救助過抗日志士，解放后進玩具廠、當建筑工、炊事員，日子過得很苦。八女孫經羲，初嫁青島市長之子曾紹跡，后嫁李經國，晚年居美國。九女孫經書，曾到香港工作，后回到天津。十女孫經仁，先后就讀于成都齊魯大學化學系，輔仁大學家政系，震旦大學文理學院，解放后，任天津總后職工醫院營養師，1957年調上海總后職工醫院(后改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十一子孫經義，畢業于上海震旦大學法律系，精通法語、俄語，解放后在天津自行車廠任工程師。十二子孫經品，早逝。十三女孫經禮，從小在長壽長大，23歲才離開老家，定居臺灣，長于生意。十四女孫經智，1947年就讀上海震旦大學教育系，1949年4月隨父回四川，到華西大學借讀，解放后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后調入中國工商銀行，從事電腦技術工作。十五女孫經信，著名歌唱家，1951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先后跟隨蘇石林和契爾金學習聲樂，是音樂芭蕾舞劇《白毛女》和《金瓶似的小山》、《滿山的葡萄紅艷艷》等名曲的首唱。其夫王維德，著名歌唱家，聲樂教授。十六子孫經九，1934年出生，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后到中央警衛團當教員，轉業到山西太原商業局工作。十七女孫經世，16歲參軍，分配到北京通訊總部，1955年轉業到北京市電信局工作。十八女孫經忠，畢業于石家莊高等醫士學校，先后工作于張家口第一人民醫院、唐山市唐海縣人民醫院。十九子孫經厚，字虎山，14歲初中畢業考入66軍文工團，轉業到黑龍江農墾局856農場，旋進入北大荒文工團，1962年回北京，落戶北京汽車改裝廠，文革末期，調到天津耐酸泵廠，歷任車間主任、生產科長、副廠長。

 在清末民初中國政商舞臺上，孫仲山堪稱傳奇人物。既是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又是著名的實業家、金融家、理財家、公益慈善家、社會活動家。

 1936年5月24日，孫仲山在北京度過六十大壽。在眾多社會名流的祝壽文字中，壽匾“碩德耆年”，由段祺瑞題贈。壽匾“圖開花甲”，由吳佩孚題贈。壽匾“天錫純嘏”，由班禪額爾德尼題贈。段祺瑞還特意題寫一副壽聯：“壽世舊稱安國史;傳家新著履齋編。”

 壽典結束后，傅增湘等人將賀壽文章輯為《長壽無量錄》，現已收錄于國家圖書館編輯的大型歷史傳記叢書《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84冊之中。《長壽無量錄》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則孫仲山的歷史地位不言而喻。

 還珠樓主與孫經洵的婚姻，曾經因岳父孫仲山的強制干預而引起軒然大波，導致孫仲山與還珠樓主之間，翁婿關系長期處于異常狀態。孫仲山為什么強烈反對這樁婚事?還珠樓主為什么對孫仲山一直耿耿于懷，以致在《征輪俠影》中對孫仲山依然頗有微詞?除了師生戀有傷風化、兩家門戶不當等人們共知的原因外，還有沒有別的因素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還珠樓主與孫仲山本有親戚關系，且輩份在孫仲山之上。還珠樓主的老家李家祠堂，與孫仲山在長壽的老家崇德堂，分別屬于鳳嶺街和新署街，但卻在同一條主干道上，兩者相距不足200米。李、孫兩家，都是長壽的望族，且比鄰而居，早有交道。據還珠樓主子女回憶，孫經洵曾經談到，還珠樓主的父輩與孫仲山之間，其實早就認識，也有來往。《征輪俠影》講述“少章前清就捐了知縣，入民國后，仗著一個同鄉親戚孫伯岳相助，保了縣知事，分發山西”，折射出李光益一家與孫仲山既是同鄉，又是親戚。據解放前長壽李氏同宗自治會會長李光耀之子李西林、李源仲介紹，他們的父輩經常提到，李家祠堂與孫崇德堂有老親關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孫仲山六十大壽時，還珠樓主堂侄李大鈞送的壽禮，落款為“愚表弟李大鈞、李大為、李大儀敬祝”，這是一個鐵證，說明孫仲山與李大鈞早有表親關系，換言之，還珠樓主不僅與孫仲山有老親關系，應當還比孫仲山高出一輩。難怪，孫仲山極力反對還珠樓主與孫經洵婚姻時，還有一句至今都讓孫、李兩家后人記憶猶新的話：“再說，輩份也不對”。因為，如果按照兩家的老關系，還珠樓主當比孫經洵高出兩輩。(永明按：還珠伯母李光益夫人姓孫，應該是孫仲山姑婆，即孫仲山父親孫繼寬的姑媽。據紀實小說《珠還》。)

 那么，還珠樓主從南京北上天津后，又怎么輾轉成為孫仲山的家庭教師的呢?這個問題，至今缺乏可信的解釋。其實，《征輪俠影》的記述和孫仲山的做事方法，為我們解開這個謎底提供了重要線索。歸根到底，還是因為李家與孫家的同鄉親戚雙重關系。孫仲山用人，特別注重親戚、老鄉等老關系。李光益是孫仲山的長輩，備受孫仲山敬重，李家學問之好在長壽首屈一指，故晚年離開宦海的李光益，長期是孫仲山子女、侄兒、外甥的家庭教師。李丕基前清任山西大寧縣知縣時因為經濟問題，曾經被光緒皇帝革職，而民國后卻出任山西介休縣知縣，幕后運作者就是頗有政治背景的孫仲山，且后來繼承父業成為孫仲山的家庭教師。孫仲山開辦鴻豐煤礦，首任經理是李丕基長子李大鈞，李大鈞學養與能耐均在乃父之上，始終是孫仲山身邊的紅人。還珠樓主父親李光乾，與孫仲山也早有交往，因為是老親，平常通信不多。還珠樓主少稱神童，其幼年的文章傳到北京，川籍名人大都讀過，孫仲山不僅讀過，而且對少年還珠樓主大為稱贊，目為大才。還珠樓主到達天津后，李光益就曾積極將其引入孫家，最后才逐漸成為孫仲山的家庭教師。

 李光乾的逝世，促成了還珠樓主北上謀生。但還珠樓主北上，目的地在哪里呢?是沖著誰去的?李觀承在《關于我的父親還珠樓主》一文中回憶，當年還珠樓主到天津是要去“投靠一個四川同鄉”。那么，這位“四川同鄉”是誰呢?至今還是一個謎。從《征輪俠影》的記述所折射出的史實看，這位“四川同鄉”不是別人，正是孫仲山。當時，孫仲山已經是大中銀行總經理，又在北洋政府兼任顧問，人脈之廣，實力之強，在京津兩地的四川人中堪稱冠冕。還珠樓主在《前財長閻澤溥》一文中曾經評價孫仲山“為人任俠，經營商業有遠見，魄力甚大”。的確，孫仲山不僅政治背景厚實，且為人大氣豪爽，俠肝義膽，極富同情心，特別樂于助人，口碑極佳，加之又是李家老親，是理所當然的投奔目標。從《征輪俠影》可以看出，還珠樓主剛到天津時，李光益就急著把他帶往孫公館與孫仲山見面，而堂兄李丕基則極力作梗阻撓，最后還珠樓主不得不轉赴北京，向姐姐姐夫求援。1928年年中，還珠樓主到天津警備司令部任傅作義的中文秘書后，最終如愿以償進入孫家成為家庭教師，最終與孫經洵戀愛結婚。

 至此，孫仲山為什么會幾至喪失理智，不惜訴諸法律，反對并阻攔還珠樓主與孫經洵的婚姻，也許會有新的解讀。孫仲山對兒女的婚姻，特別講究門當戶對，作為鞏固地位、發展事業的重要手段，從孫仲山在世時兒女的婚配情況看，這就是孫仲山的婚姻觀。另一方面，也許在孫仲山看來，還珠樓主是他重情重義搭救的一個潦倒親戚，邀請當家庭教師，已有憐惜器重之意，故還珠樓主絕不應該得隴望蜀，有非分之想。加之師生戀情，輩份差異大，也讓特別看重臉面的孫仲山無地自容。多種因素絞合在一起，著實讓孫仲山難以容忍，最終形成了這樁剪不斷、理還亂的公案。

201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