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詩詞最早最大的源頭，它的題材十分豐富，內容涉及多個方面，幾乎奠定了中國舊體詩詞全部題材的基型。《詩經·王風·黍離》就是其中喪亂詩的冠冕之作。

也許，對于好多人來說，喪亂詩是個陌生的話題。畢竟，天下承平日久，人們過慣了安寧日子，對歷史上曾經遭遇的喪亂歲月，或多或少有一些集體失憶。可是，翻開中國歷史，這個民族經歷的喪亂之痛，實在是數不勝數。如果，在享受安寧幸福的間隙，回顧一下那些曾經刻骨銘心的歷史片段，或許可以給人們一點居安思危的警醒。

《王風·黍離》，是《詩經》中傳頌已久的名篇，它的娓娓敘述，宛如一幅一幅悲傷哀怨的電影畫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這首詩，屬于《詩經》中的《王風》。王風，即王畿的詩歌，是《詩經》十五國風之一。王畿，指以洛陽為中心由東周王朝直接統治的區域，相當于當時的首都地區。

周朝（前1046—前256年）存在的時間，將近八百年，是中國歷史上國祚最長的朝代，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既深且遠。周朝分為西周（前1046—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西周由周武王姬發建立，定都鎬京（宗周）；東周由周平王遷建，定都雒邑（成周）。東周，包括整個春秋時期（前770年—前476年）與戰國時期（前476年—前221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西周從周武王攻滅商朝建國，到周幽王亡國，將近三百多年，是中華帝國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中華古典文明的全盛時期。西周后期，內部矛盾日趨激化，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殺死，西周滅亡。次年，繼位后的周平王將京都從宗周遷至東邊的洛邑（今河南洛陽市），是為東周。 

漢人毛亨和毛萇為《詩經》所作的《毛詩序》，曾經這樣說：“《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東周建立后，作為西周故都的豐鎬一帶（今西安西南灃河兩岸，西稱豐京，東稱鎬京），宮殿夷為平地，到處種上莊稼。這種巨大的盛衰之變，對于重回西周故地的東周人士而言，無疑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情。這首《王風·黍離》，就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典故“黍離之悲”，專指亡國之痛，就是對這首詩主題的最好概括。

本詩的第一段，寫作者從東周而回西周舊京，見到“宮闕萬間都做了土”，滿眼是茂密莊稼，因而受到極大刺激，聯想到國破家亡的傷痛，而發出呼天搶地的哀號之音。黍，是中國北方重要的糧食作物，子實淡黃，去皮后稱黃米，米粒比小米稍大，煮熟后有黏性。離離，一般解釋為繁茂，欠妥，當指子粒繁多而飽滿下垂的樣子。稷，一指谷子，一說高粱，皆黍的變種，子實黏性不及黍。稷為百谷之長，因此帝王奉稷為谷神，與土神合稱社稷，象征國家。彼稷之苗，“之”是稷的復指代詞，因而相當于“彼稷苗”，苗作動詞，即長出新苗。行邁，可以簡單理解為行走，但行與邁的含義是區別的，行是按正常節奏步行，邁是抬起腿來跨步走。靡靡，一般解釋為遲遲、緩慢的樣子，欠確切，當是指受到刺激而心灰意懶、欲行不行的樣子。行邁靡靡，表現的是情緒低落，慢行或者疾行都不由自主而徘徊不定。中心搖搖，是造成“行邁靡靡”的原因，中心，居中之心，即心中。搖搖，情感受挫，心潮不平，若有所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意思是說對于我之“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理解原委的人，會說我是為國而憂，不理解的人，會認為我別有所圖。這表面看是在埋怨人家不理解，其實，這是在委婉地批評那些久居東周的人，已經忘記了當年的亡國之痛。“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是作者的呼喚：廣大無邊的上蒼呀，你睜開眼睛看看吧，這亡國滅家的悲劇結局，到底是誰造成的呀？是自己造成的嗎？是異族入侵造成的嗎？顯然，這是在提醒東周的肉食者們，要汲取歷史教訓，引以為戒，絕對不可重蹈覆轍！

詩的第二段，與第一段主題完全相同，只是有細節的差異。彼稷之穗的“穗”，作動詞用，指谷子正好抽穗。中心如醉的“醉”，是說內心痛苦，如同喝酒醉了一樣，精神恍兮惚兮，痛苦得幾近麻木。同樣的結尾“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繼續對茍且偷安者提出批評，對忘記歷史教訓者提出忠告和警示。

詩的第三段，沿襲前二段的主題，在細節上做了進一步的升華。彼稷之實的“實”，名詞用作動詞，形容谷子成熟，累累下垂，與前面彼黍離離的“離離”相呼應。中心如噎的“噎”，原意為食物塞住咽喉，一般解釋指哽咽，其實，不如理解為作者對西周滅亡的深刻教育，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后面的六句重復，是對“中心如噎”這一情緒的細化和強調。

以景起興，借景抒情，以情帶景，情景融合，是本詩的主要寫作方法。每一段都從黍稷的長勢寫出情緒的變化，因這里的黍稷不是一般莊稼，它的出現乃基于一個強大王朝的衰落，分明含有某種政治色彩。三段之中，反復出現“行邁靡靡”，用腳步欲行不行的遲疑，來反映出內心的沉痛怨艾，顯得特別有畫面感。接著，作者連續三次提到“知我者”和“不知我者”，對世人的冷漠無情提出批評。最后，連續三次發出“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的質問，大有追責警示之意。

由淺入深，由弱到強，層層遞進，步步進逼，是本詩宣泄情緒的獨特方法。出現的景物依次是“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與農作物先有苗、再有穗、最后有顆粒的生產過程暗合。而作者沉痛之情也依次由“中心搖搖”，到“中心如醉”，再到“中心如噎”，變得越來越強烈，越來越痛苦。

在敘寫語氣的安排上，本詩的講究可謂匠心獨運。“彼黍離離”與“行邁靡靡”，反復三次出現，顯然有突出強調的用意，而“離離”與“靡靡”隔句押韻，不僅讀起來一氣呵成，而且所押韻腳的讀音，更有一種如泣如訴的傷心之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連續六句，全是抒情語，一而再，再而三，不僅情緒得到渲染宣泄，而且收到了一唱三嘆的效果。

關于本詩寫作的因緣，前面已經提到是東周大夫出差到西周故都，見宮室之毀，而興黍離之悲。但這個解釋只說對了一半，即只說出了寫作此詩的直接原因，或者說表面原因。而此詩寫作的更深層原因，是出于對東周王朝權威的隱憂，因而借題黍離，以古諷今，提醒東周君臣，汲取教訓，免蹈覆轍。當年西周一統江山，全國上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進入東周后，高岸成谷，深谷為陵，禮壞樂崩，天下無道，于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了春秋后期，列國爭雄，戰亂不斷，更出現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狀況。從西周到東周，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早已不復當年氣象，以至現出諸侯問鼎輕重的挑釁行為，東周王朝已經危在旦夕了。

中國的詩歌，往往與政治相關。黍離之作，從題材上看是喪亂詩，從內容上看則是典型的政治詩。《禮記·樂記》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作為政治色彩極濃的喪亂詩，《黍離》無疑是亡國之音，既有對已經亡國的傷悼，更有對即將亡國的殷憂。

從中國詩歌發展史考察，作為喪亂詩的典型代表，黍離一篇，堪稱千古傷心之祖，對后世文學創作有著深遠影響。戰國末期，有屈原《哀郢》“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的怨情和《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的悲鳴。東漢三國之際，有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記錄；有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的揭露；有蔡琰《悲憤詩》“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的控訴。唐朝安史之亂，有杜甫的《悲陳陶》、《哀江頭》、《羌村》、《北征》、《石壕吏》、《無家別》等。南宋之初，有姜夔《揚州慢》“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的悲怨；有陳與義《傷春》“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的痛訴。明清之際，有顧炎武《秋山》“一朝長平敗，伏尸遍岡巒”的慘烈。抗戰期間，有陳寅恪《憶故居》“破碎山河迎勝利，殘馀歲月送凄涼”的憂思；有繆鉞《念奴嬌》“十六燕云甌脫地，贏得傷心無數”的感嘆。

                                                                                                                                                                 2015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