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清迷云

 始皇禮清，有兩大典型事件。一是客之，給予巴寡婦清“禮抗萬乘”的特殊禮儀規格;二是“為筑女懷清臺”，對巴寡婦清大加表彰，樹為時代楷模。

 對巴寡婦清而言，這是傳奇人生的巔峰;對秦始皇而言，這是用心良苦的舉措。無論對巴寡婦清還是秦始皇，這都是一個奇跡。

 那么，這個奇跡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樣的奧秘呢?或者說，巴寡婦清到底憑借什么，獲得了秦始皇不同尋常的垂青呢?然而，這個問題的原因似乎總是云遮霧繞，撲朔迷離，至今依然眾說紛紜。

非浪漫的離奇故事

談到秦始皇與巴寡婦清的關系，人們總喜歡用慣性思維去推想：

一個皇帝，一個寡婦，皇帝把寡婦捧上天，其中必定有浪漫離奇的故事。

 不過，歷史往往用嚴肅的態度和人們開玩笑。秦始皇與巴寡婦清的關系，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浪漫，而是別有深意存焉。

傳統的觀點認為，秦始皇褒獎巴寡婦清的深層原因，是巴寡婦清守寡未嫁的貞潔。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提出了一個重要依據，那就是《史記·貨殖列傳》“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的記載。按照一般的傳統解釋，“貞婦”，就是堅守貞操、夫死不嫁的女子。巴寡婦清夫死不嫁，似乎恰好符合這個標準。

 秦滅六國后，秦始皇實行一系列強化統一的措施，針對各地民風鄉俗倫理道德各異情況，特別注意整飭風俗，統一倫理道德規范。公元前210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的《會稽刻石》中有“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的訓誡。秦始皇筑女懷清臺，目的是要把巴寡婦清樹立成道德楷模來引領社會風氣。

 有專家強調，秦始皇樹立巴寡婦清的貞婦形象，與當時的倫理風俗有關。無論是秦國，還是已經統一的東方六國，從宮中到民間，都盛行淫亂之風。這種情況，從各種史書的記載和《詩經》、《楚辭》的文學作品中，都能夠反映出來。秦始皇如此強調婦女的貞節，除了整飭風俗外，還另有其心理原因。秦始皇的母親趙姬早寡，與呂不韋通奸多年，又與繆毒淫亂，甚至引發“蘄年宮政變”，危及皇位。秦始皇痛恨太后的淫亂，制定了許多嚴懲淫亂行為的法律。巴寡婦清既沒有改嫁，也沒有招贅，完全符合秦始皇提倡的倫理道德要求，自然要受到褒獎。

 然而，細細品讀《史記·貨殖列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一段原文，則發現這種解釋很難立腳。“清，寡婦也”，這是太史公對巴寡婦清的贊嘆語，意思說巴寡婦清不過是一個身份平平的寡婦，卻“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實在是很了不起。緊接著就說“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與前句構成一對因果關系，表明秦始皇認可巴寡婦清為“貞婦”的原因，與夫死不嫁無關，而與用財守業的壯舉有關。

 要破解這個疑點，關鍵要從“貞”字入手。《說文解字》說“貞，卜問也”。貞，作為動詞，是一個會意字，從卜，從貝(甲骨文作“鼎”,后省改為“貝”)，本義為占卜。鼎本是食器，這里表火具，即用火具而卜。作為形容語，貞，假借為“正”和“定”，有端方正直、意志堅毅之義。諸葛亮《出師表》“此悉貞良死節之臣也，愿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就是用的這個含義。

 貞，作為夫死不嫁的道德標準進行提倡，是很多晚的事。先秦文獻雖已出現“貞女”的記載，但寡婦改嫁卻沒有嚴格限制，相反還受到社會和國家的重視。漢代習俗，婦女再嫁現象并不鮮見。唐代思想觀念開放，對婦女的貞節觀念相對寬松，離婚改嫁之風盛行。到了宋代，程朱理學強調“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女子夫死改嫁受到嚴格的道德約束，貞節觀念明顯強化。

“貞”的含義及其演變已經探明，則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的真相，顯然是不可斷定為夫死不嫁之貞潔說的。

商人地位異常抬升

關于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的原因，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曾經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答案。

 郭老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指出，秦國從商鞅變法直至呂不韋當國，奉行的都是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然而，秦始皇執政以后，除繼續重農外，也越來越有了重商的傾向。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在記載巴寡婦清時，還同時記載了另外一位經商致富的商人：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烏氏(zhī)是分布在今天甘肅省平涼縣一帶的少數民族。烏氏倮是一個因經商致富而受到秦始皇常識的典型代表。他的盈利模式很簡單，就是養殖馬牛，換成奇珍異寶和絲織品，暗中獻給另外一個少數民族的首領，結果這個少數民族首領以十倍于所獻物品的馬牛償還給他，馬牛的數量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秦始皇詔令烏氏倮地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

 在郭老看來，這是秦始皇重商思想的一個典型案例，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亦當作如是觀。這與太史公“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的感慨，似乎如出一轍，可以說君子所見略同。

實用主義政治策略

 用重商說來解析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的原因，依然受到質疑。這種質疑，是從對秦始皇禮遇烏氏倮的案例解剖開始的。

 成都大學教授、著名文史學者譚平先生，在《論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之謎底》一文中，從解剖秦始皇禮遇烏氏倮入手，對始皇禮清的重商說提出質疑。

 “重農抑商”是中國法家政治的根本理念。法家把農業、農民為力量源泉的耕戰，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私營工商業的崛起，其從業者的富裕、榮耀將嚴重影響和動搖耕戰者的地位，因此與之水火不相容。

 由于受法家學說的深刻影響，秦國為完成統一大業，始終堅持先軍政治的治國理念。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農抑商”的政治主張在秦國和秦朝歷史悠長，根基牢固，影響深遠，大秦帝國的國家機器和政治經濟制度，都是按照法家學說的治國理念精心設計的，而且幾乎收到了戰無不勝的效果，因而到秦始皇執政時，這項基本國策沒有任何動搖。

 著名的瑯琊刻石，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巡幸天下時所刻，可以視為秦始皇的施政大綱。石刻文字明確表述“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重農抑商的國策昭然若揭。而石刻文字對于是否放寬對工商業壓抑、限制，卻沒有任何相關表述。

 既然，秦始皇重農抑商國策未變，也并不喜歡巨商大賈，為什么 “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對烏氏倮禮遇有加呢?

譚平教授對此提出了獨到的解釋。在他看來，秦始皇給烏氏倮很高地位，是和戎和獲取戰馬的需要。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春秋至秦朝的巨商大賈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郭縱、烏氏倮、巴寡婦清七人。其中，春秋時期二人，戰國時期三人，秦朝二人。很有意思的是，前面五位都出自華夏軸心國家商業活動中心區，而秦朝的兩位烏氏倮和巴寡婦清，都出自于秦的邊緣地區，一在西北，一在西南，都不是法家所擔心的那種能夠對本業構成明顯離散、動搖作用的一般商人。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雖然武裝力量強大，但對付北方強大匈奴的威脅以及平定南方蠻夷的叛亂，卻并非一帆風順，修長城、鑿靈渠，是其明證。起自西戎地盤的秦朝，對于徹底用武力征服蠻夷戎狄的艱難程度久有深刻認識。正因為如此，不妨從和戎策略角度審視秦始皇對烏氏倮的禮遇原因。尤其是，不管是統一六國之戰，還是對抗北方匈奴鐵騎之戰，大秦帝國的軍隊對戰馬都有巨大需求。一個最能為帝國戰爭機器提供急需戰馬的少數民族商人，能夠得到秦始皇的特殊禮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譚平教授對秦始皇禮遇烏氏倮的原因分析，說明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也并非是因為重農抑商基本國策的調整，而是基于某種需要的實用主義原則在發揮作用。

 如果說，秦始皇禮遇烏氏倮是出于和戎之策和戰馬之需，那么，秦始皇禮遇巴寡婦清，又是出于什么考慮，基于什么特殊需要呢?